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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不少媒体高度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超过20%，但很少有媒体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同时公布的另一个数据，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只略高于4%。如此悬殊的差异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16－24岁青年失业率增高是现实，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失业潮；二是青年劳动力失业没有出现明显的传导性，没有波及最近的25-59岁劳动力人口。这意味着青年失业率增高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新一代年轻人的就业动机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很多人不再是出于养家糊口的生存压力，而是追求自洽的生活感受，选择一个开心满意的工作，对他们而言，择业大于就业。择业大于就业，自然离不开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显的“初职效应”。

初职效应，在全世界都是颇受关注的一个研究议题。它在东亚文化背景下得到放大，在于不少东亚国家普遍存在年功序列制度（以任职年限作为评定和晋职的主要标准）。如果年轻人不是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进入某些用人单位，那么他们很难再通过职业流动的方式进入这些用人单位并获得相应级别的职位。这种现象在中日韩均有所体现，且在三个国家不同时期都形成了青年人一定程度上的“非公务员不考”“非大企业不进”“非高大上工作不要”的选择，造成了兼具时代和代际特点的日本“尼特族”、韩国“MZ一代”和中国“佛系青年”的慢就业、缓就业、不就业现象。与日韩相比，中国青年面临的情况更为特殊。一方面，中国式家长普遍存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希望子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能够比自己更上层楼，并对此给予不遗余力的帮助。由于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不少父母不太需要子女尽快进入劳动力市场，只为了获得一份有收入的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他们更加希望子女找到“理想”的初职工作。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壁垒更为复杂，职业流动还夹杂着身份、编制、级别、职称等诸多因素，导致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职业流动相对容易，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职业流动难度较大，形成一定范围内所谓“初职定终身”的体制内外就业分割的现实情况。在经济社会遭遇一定波动的背景下，初职效应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导致青年大学生在就业择业时更加趋于“慎重”。

从国内用人单位设定的就业门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来看，没有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很难获得体制内单位或者较好民营企业的就业机会。很多体制内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会将应届毕业生作为报考条件之一，一些体制外的优秀企业也会将校招和社招进行严格区分，一旦错过以应届生身份入职的机会，再想获得类似的就业岗位就有难度。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起点，在相对具有经济实力的家庭支持下，部分青年人选择“二战”“三战”去刷研究生学历，而不愿意“轻率”进入劳动力市场。

面对当下青年失业率屡破新高的局面，尽管有了一些增加公益性岗位、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等“速效”方案，但真正破解中国社会的“初职效应”则需要久久为功，老生常谈的观念转变依然非常必要，尤其是改变家长对大学教育和就业的观念。加快体制内单位用人制度改革、缩小体制内外的福利待遇差异、养老金并轨之后推进同等待遇的落实等也很重要。

此外，制度创新也非常必要。长期以来，占市场主体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是稳就业、促就业的主力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等多个部门近日相继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促进民营经济提质升级。民营经济的更好发展，将推动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符合青年人就业预期的优质工作岗位，并缩小与体制内单位的工作待遇差距，如此就可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的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可以对切实帮助解决青年就业的非公用人单位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让民营企业敢于招人、敢于用人。高等院校要在及时调减就业率较低的专业招生计划的同时，掌握学生的就业意愿，用恰当的方式方法帮助青年学生了解就业动向，认识就业形势，摆正就业心态，做到不负自己、不负韶华的就业选择。

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就业问题的解决，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对于初职效应导致青年择业大于就业的特殊现象，需要进行抽丝剥茧式的仔细化解，而不宜仅追求“速效”应对，特别是在中国人口规模缩减态势下，青年人口数量趋于下降，每一个年轻人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做到人尽其用是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应有之义。

（原题为《化解“初职效应”，鼓励年轻人大胆求职》作者 田丰 来源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