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之人，从来可以是任何人。爱读书的人，也不只在书桌前读书。比如，厕所阅读的流行程度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如厕时读书，不只是我们密而不宣的习惯，也是古今中外都有人严肃讨论的事。原来小偷也读书，甚至读书“雅”贼还能和被偷书的文人成为朋友......

下文摘选自《担头看花》，从钱锺书《容安馆札记》谈出恭看书，雅贼窃书又回访，到“不必读”书单、康德散步考辨等学人掌故，作者陆灏的这几篇读书札记透出外松内敛的寓言般感悟。他还引用叶圣陶与俞平伯书札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这段话是叶公对俞老言及书法的高下：“弟以最低浅之观点言之，佳书只是‘舒服’与‘不做作’而已。”

(资料图片)

在你看来，好文章、好书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否也跟本文作者意见相通，只是“舒服”与“不做作”而已。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拟。

01

出 恭 看 书

一

《纸还有未来吗？——一部印刷文化史》（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是一部论文集，欧美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就印刷文化史中诸多关键概念，如手稿、纸张、广告、装帧、索引、选集等展开讨论，其中“易逝”（Ephemerality）一篇在结论部分引了查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对他儿子的建议：

一个绅士应该是一个善于安排时间的人，不会浪费生命。即使能召唤他去饭堂进食，他也可以在此间隙读一读拉丁诗人的作品。比如，他买了一本《贺拉斯诗选》，撕下几页，随身带着读。他先读了一遍，然后把它们作为祭品送给克罗阿西娜。 （傅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160页）

最后这个词“克罗阿西娜”，译者加了一个脚注：“Cloacina，古罗马神话中管理下水道和公共卫生的神职。此处意为，撕下的几页读完后便丢弃掉。”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是读《切斯菲尔德勋爵书信集》（The Letters of Lord Chesterfield）的札记，正好抄录了上面这封信的原文，相应部分如下：

I knew a gentleman who was so good a manager of his time that he would not even lose that small portion of it which 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 but gradually went through all the Latin poets in those moments. He bought, for example, a common edition of Horace, of which he tore off gradually a couple of pages, carried them with him to that necessary place, read them first, & then sent them down as a sacrifice to Cloacina.

对照译文，便发现译者把“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理解为“召唤他去饭堂进食”，所以后面的妙处也无法译出。

钱先生在抄录这段话后加了一句简短的总结：“that is, use them both as reading material & as bum-fodder.”大致意思就是：撕下的几页《贺拉斯诗选》，既当了阅读材料，又当了手纸。因此，上文显然不是去饭堂进食，而是去厕所出恭时带了几页贺拉斯诗选来读，读完就拿它们擦屁股，也就成了“献给下水道女神的祭品”。

二

由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信中提到的出恭看书，钱先生旁征博引柯勒律治、詹姆斯·乔伊斯、包斯威尔等作品中的例子，又说到中文典籍，《归田录》中的那段。

钱思公云：“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

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朗然，闻于远近。“

接着引《北东园笔录初编》，作者梁恭辰为清代学者梁章钜之子，卷一中说：

家大人公车诣京时，及见余秋室学士，尝因问私请曰：“先生书法精妙，何以不得鼎元？”

学士笑曰：“丙戌科榜下归班时，有广东吴某者来访，曰：‘君其出恭看书耶？’予怪之，吴曰：‘我亦犯此罪过，去岁大病，梦入阴司，阎王命判官取生死簿，上签“出恭看书”，余减寿二纪，君削状元为进士。’”

这里涉及乾隆年间著名文士余集未得状元的一段猜想。

余集，字蓉裳，号秋室，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道光三年（1823）。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至侍讲学士。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十八则论余集的作品说：秋室多才艺，所撰《燕兰小谱》，笔舌轻隽，余剧赏之。今见其正经文字，虽颇雅饬，却拘窘无足观者。 又引《秋室学古录》卷六《秋室居士自题墓志铭》，谓余集生之日，其父“梦初日照庭，光耀一室”，“有嘉徵，必有殊荣，而余之名位不振，岂有遗行而帝夺之耶”云云。

大概当年余集颇有文名，未得状元，大家都很惋惜，纷纷猜测原因。

蒋宝龄《墨林今话》卷七“余秋室三绝”说：

先生画山水、禽鱼、兰竹，靡不臻妙。尤擅士女，风神静朗，无画史气。然深自矜重，不轻为人作，得之者比诸仇、唐遗迹。晚年多作竹石，以塞人请。……曩闻之玉壶外史云：“先生捷南宫后，殿试当大魁，以善画美人，故抑之。”此事虽无确证，然传播艺苑，著为美谈久矣。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版，122页）

余集因为善画美人丢了状元，陈寅恪听信蒋宝龄的解释，在《柳如是别传》中谈到顾云美所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图》时说：

“继续摹写者，颇亦不少。惜寅恪未得全见。惟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见秦祖永续桐阴论画等），竟坐是不得为状头（见蒋宝龄墨林今话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中册，446页）

余集：《散花图》（朵云轩旧藏）

而钱锺书所引梁恭辰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因为余集有出恭看书的习惯，遭到老天爷的惩罚，原本可以得状元，现在只是进士。

孤证不立，《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又引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云：

戴尧垣《春水居笔记》载杭州余秋室学士厕上看书折去状元一事甚详。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见学士即问此事，学士曰有之。 （见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466页）

《丛话》中接着一句“可见尧垣之言非妄”，《札记》跳过未录。这样看来，有三个不同的来源证明此事。而所证明的，也不过是广东吴某人的梦话。究竟如何，冥冥之中只有天知道，乾隆皇帝可能知道，而余集本人显然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上引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那段话后还有一句：“此小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以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不任其咎也。” 可惜陈寅恪没有注意到这 个传闻，否则可以更加放心，余集未得状元，与画柳如是像并无关系。

三

周作人也写过一篇“入厕读书”，原载《宇宙风》一九三五年第五期，后收入《苦竹杂记》。开头引清代学者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四“入厕读书”条：

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传以为戒。虽出释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见污秽之区，非讽诵所宜也……

这段文字《容安馆札记》也抄录了。郝懿行是周作人喜欢的学者，他引了这段文字后说：“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98页）

当然前提必须是厕所像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所描述的那样，知堂老人说：“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 （同上，101页）

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中还引了不少有关出恭看书的中外典籍，可是他没有像周作人那样亮出自己的态度。

杨绛的《我们仨》后附了几张他们的女儿钱瑗画的钱锺书速写像，其中有一张“My father doing a major”，画的正是钱锺书在“necessary place”的场景，手臂搁在暖气片上，紧握双拳，手上并没有拿书本 （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附页） 。

02

康德散步轶事：

误点其实是因为阅读卢梭？

毛姆随笔集《随性而至》中有一篇《对于某本书的思考》，把哲学家康德的日常生活写得绘声绘色。

其中说到一段轶事，后来流传甚广： 康德每天不论天晴还是下雨都要散步，而且不多不少一个钟头；每天离家的时间也是分毫不差，镇上的人都能根据他出门的时间来对钟；而且他散步一成不变走着相同的路线，只有一七八九年七月中下旬的某一天，他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哥尼斯堡的居民惊讶万分，纷纷议论一定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原来这一天康德得到消息，巴黎的暴民攻陷了巴士底狱（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 10 月版，118—119 页） 。

但毛姆在小说《寻欢作乐》中借评论家牛顿之口说的这段轶事，却略有不同：

康德不是改变了散步的方向，而是提早一个小时从家里出来，邻居们照样脸色大变，他们明白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果然他们猜对了：康德刚刚得到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 （叶尊译，译林出版社，2006 年 1 月版，206 页） 。

两种说法，哪个更为准确呢？我翻阅了手边三本康德的传记：〔德〕卡尔·福尔伦德的《康德生平》 （商务，1986） 、〔苏〕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 （商务，1981） 和〔美〕曼弗雷德·库恩的《康德传》 （世纪文景，2008） ，结果，都不是这么说的。

康德每天午饭后要散步，这都有记载，但出门时间分毫不差，却不是指散步，而是有几年，康德每天下午要去拜访因痛风不能出门的老朋友格林，这位英国老朋友过着严守规律的生活，被称为“像时钟一样的人”，康德和他“相聚时间的规律性，起初是因为英国人的准时性格，不是因为康德。据说，邻居可以根据康德傍晚离开格林家的时间来对表：访问的时间在七点结束” （库恩《康德传》191 页） 。有个当事人还回忆说：“有时我会听见路上的邻人说：现在不可能已经七点，因为康德教授还没有经过。” （同上，314 页）

而康德听到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改变了散步习惯，三本书都只字未提。

库恩《康德传》在 523 页有一个注释：“曾经有一段常被传颂的轶事，内容大约是康德如此投入卢梭的作品，以至于忘记了他固定的散步时间。由于他在 1764 年还没有过他晚年那种规律的生活，这段轶事可能不是真的。”

无论是攻占巴士底狱，还是阅读卢梭，康德散步改变规律这段轶事，我小时候就读到过，后来又多次读到，也不管是不是毛姆发明的，肯定还会流传下去，知道这个轶事的人也肯定比读康德著作的人多。

03

雅贼“读”书记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诗人张问陶在北京的寓所遭小偷光顾，《船山诗草》卷十一有“五月初二夜贼入飞鸿延年之室尽卷壁上书画去作诗纪事”一首，诗云：

“平生有大幸，遇贼亦不俗。留我杖头钱，舍我瓶中粟。翛然如采东篱菊，篆隶丹青三五幅。虽取不伤廉，虽多不为虐。是为盗之圣，高风羞跖蹻……”

不仅对这个偷书画的雅贼颇为赞赏，最后还邀请他再来饮酒论文：

“我有一斛酒，可以销长夏。酌以鸬鹚勺，覆以秦汉瓦，一樽黑夜堪同把。倘肯重来悄语细论文，不妨大家痛饮西窗下。”（《船山诗草》，中华书局，1986 年 1 月版，272 页）

张船山应该是没有等到这位雅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逯耀东刚到台湾大学教书，某天晚饭时，听得有人敲门，开门见一面目清秀的陌生人站在门口，自称是小偷，有事请教。于是请进屋，奉茶，又炒了一盘鸡蛋，留他晚饭。边吃边聊，来人说他曾来拜访过，不过上次是在夜里，而且是从窗子进来的，发现逯耀东“家徒四壁”，无甚可取，也不忍有所取。

其实逯耀东说他家墙上挂着一幅溥心畬“鸟影寒塘静，山光野境澈”的书法立轴，这位小偷是不识货，还是不忍偷，没说。

小偷说，他在报上读过逯的文章，又见他家里这么穷，就决定来拜访，这次不从窗户走，从门里进来。“这些年到人家，从没有走过大门，更没有敲过人家的门，”小偷说，“刚刚敲门时，的确有点胆战心惊。”

在这次正式拜访前，小偷还曾给逯耀东写过一封信，署名“偷儿”，逯耀东记得有这么一封信，洋洋洒洒好几页，字迹娟秀，文也流畅，原以为是某个读者的戏言。这次他又带来一叠稿子和一本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说稿子是他写的，请逯有空时看看，书是他上次来时“借”的，现在看好了归还。随后说打扰半天，要告辞了。

逯耀东送他到车站，他说没钱买车票，逯替他买了票。公车来了，他伸出手握了逯一把，说以后不要再见了，就跳上车走了。逯耀东写了这篇《君子在梁上》，收在《那年初一》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0 年 4 月版） 一书中。

04

“不必读”书单

前一阵子，《复旦中文系教授写了“不必读”书单》在微信朋友圈里广泛传播，文章作者严锋也是我的朋友。“读书并非开卷有益，有些书无益，有些书无聊，有些书有害。” 严锋说，“人生有涯，千万不要不加选择地读书，这里提供一份我心目中不必读的书的清单。 ”

这让我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一八八六年，英国一张报纸开设了一个系列专栏，由“一百位最佳评判者”举荐“一百本最佳图书”，也向奥斯卡·王尔德征求推荐书目。

王尔德回了一封信，以“读，还是不读”（To Read, Or Not To Read）为题刊发在二月八日的《蓓尔美尔街公报》上，编者按语说：“虽然我们刊登了如此多的劝人应阅读什么书的信件，像奥斯卡·王尔德先生这样的权威提出的下述‘不应阅读什么’的建议可能更具有帮助。” （《王尔德全集》第五册书信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年 9 月版）

王尔德把书分成三类，一类是值得一读的书，一类是值得再读的书，一类是根本不值一读的书。

“这第三类尤其重要。告诉人们‘该读什么书’这既无害也无益，因为文学欣赏是人的气质问题，不是由别人指导而得。诗人不必再读启蒙读本，学不到的东西是值得你永远去学的。

但是，要告诉人们‘不该读什么书’就截然不同了。它是我们这一时代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一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要读，几乎是一种生吞活剥式的阅读，根本来不及去仔细揣摩，而作家也在大量地创作，无暇作进一步深刻的思考。倘若谁能整理出现代课程‘百本坏书’，并开列出书单，这无疑将是现代青少年真正而永久的福音。” （这里引的是《王尔德全集》第四册评论随笔卷里杨东霞的译文）

“不值一读的书”，王尔德也列了几种，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穆勒作品中除了散文《论自由》之外，其他都可弃之一边；还有伏尔泰的全部戏剧、休谟的《英格兰》、刘易斯的《哲学史》；以及所有值得争议的书和所有想要证明什么东西的书。

05

不必“三思”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说：“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并举了一个例子，某人三改其诗，愈改愈谬，最后改得不成文理，袁枚感叹道：“岂非朱子所谓‘三则私意起而反惑’哉？”

《论语·公冶长篇》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平时我们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似乎是肯定这样的做法，其实孔夫子当年并不赞同“三思”，而是说：“想两次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论语》不做解释。

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程子的话说：

“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

袁枚引的那句话并不是朱子说的，而是朱子引用了程子的话。朱子只是在后面分析了季文子的行为，接着说：“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程子解释《论语》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想得太多，过于谨慎，其实就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反而有问题。

最欣赏《论语》这句话和程子解释的是废名。

废名写过一篇短文《读朱注》，说他常读朱子的《四书集注》，给他带来甚大的喜悦：“……‘再，斯可矣’，你看这个神气多可爱，然而不是程子给我们一讲，我们恐怕不懂得了……”

程子的这段话，几乎成为废名做事的标准。他说：“我阅历了许多大人物，我觉得他们都不及我，因为他们都是‘私意起而反惑矣’，我则像勇士，又像小孩，作起事来快得很，毫不犹豫，因之常能心安理得了，都是程子教给我的，也是我读《论语》的心得了。”

而且废名常常以此来反省自己的行为：抗战时期他在家乡避难，有个穷亲戚的小孩到他家来，他想筹点钱送给这个小孩，但转念一想，这可能会让那个小孩养成倚赖性。废名马上又用程子的话检讨了自己的这个念头：“我第一个想头是对的，应该筹点钱给穷孩子，第二个想头，其实就是‘三思’，是自己舍不得了。

本文摘编自

《担头看花》

作者：陆灏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2-8